宋明理学时期是我国文化发展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的文人在漫长的治学道路上所形成阅读思想和践行的阅读观是我国阅读学研究的重要一环。宋明理学继承了儒家的阅读宗旨并把它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其中既有进步思想又有封建糟粕，既把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又对当时读书人的阅读观产生了消极影响。纵观我国的阅读历史，从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人的阅读目的不仅仅局限在理解经文层面，还在个人道德、国家政治、天理人伦等方面多有体现。宋明理学时期的阅读宗旨博大深远，于当今世人仍有极大启发价值。笔者把宋明理学阅读的宗旨归纳为学为明道和学为经世，其中学为明道为本体论宗旨，学为经世为实践论宗旨，拟对其中的积极因素，举其大端加以概述。失当之处，尚祈指正。 1 本体论宗旨：学为明道 1.1 学为明道的内涵 理学家认为理是万物之源，理即道，道即理。因此，理学时期的阅读以明天理为宗旨。子思曰：“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1］这里指明了道对国家的重要性，因此子思的“道”是治国之道。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2］孟子认为，道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最高法则，因此孟子的“道”是天理人伦之道。对此，冯友兰指出“道学是关于人的学问。” 在论证明道之重要性上，朱熹和吕祖谦在《近思录·道体篇》首先以三个“非知道者熟能识之”进行反问：“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熟能识之？”“天下之理，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惟随时变异，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熟能识之？”［3］“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熟能识之？”［3］在这里，学为明道的意义有三：①明道可以知天地变化之常道。②明道可以看到天地之心。③明道可以了解动静之规律。因此，学习但不明道的人是不知天地之心、不知常久之理、不知动静规律的。然后，对不明道的弊端予以说明：“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顺吾理者，则亦未如之何矣。”［3］即是说，圣人知道理不是一人独有，所以圣人探求真理的同时会传授给世人，那些蔽塞不明理的人是不知道这么做的。因此，学但不求明道的人不会成为博爱大众的圣人。 综上所述，学为明道就是通过阅读将天地常道、变化、动静的规律应用到“人”的问题上来。 1.2 学为明道的人学特征：天道与心性的合一 学为明道包括明天道与明心性。宋明理学所讲的天性即是探究万物本源问题。理学的天道论，就是解释每一生命存在、生命变化的生命哲学［4］。宋明理学所讲的心性，是由形而上的天性而来，即由天理、太极、良知、气映射到人的善恶、心性。基于此，理学家希望人们能够达到天性与心性的统一。二程说：“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3］上天承载的道无处不在，用于人则成为性，按照人的本性发展则成为道，修道的过程称为教。这句话的意义有二：其一，说明了天理在人与天之间的转化过程，其二，将人性与天性打通，为宋明理学的天人合一论提供了理论依据。朱熹又提出“万物皆有此理，理皆通出一源，但所居之为不同，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5］万事万物都有存在的道理，但理不是唯一的，而是变化的，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认识的“理”也存在差别。人在社会中的变化，是为了体会这一理。因此理学的阅读宗旨不论是为了学习天道还是修身养性，最终都会回到“人”的问题上来。故有学者认为：“对人伦物理形而上学根源的开掘正是宋明理学最大的特点……朱熹与王阳明正是继承了孔孟的仁德思想‘天地生物之心’或‘良知是造化之精灵’加以解释，扩展为形上学的概念，进而实现了天道与心性的打通。朱熹上承程颐、荀子的心性说而主张格物致知以达致心之天理，而陆九渊、王阳明上承孟子、程颢的心性说而达致良知教。”［4］说到底，士人学为明道其本质仍然是学习关于“人”的学问。换句话说，由学习天道到心性，学习宇宙本体到人伦物理，都是宋明理学的阅读思想中“人学”特征的体现。 1.3 学为明道的精神境界：至诚 朱子把“诚”上升到理的层面上，认为“诚”是天地固有之理，是天地之本然，“诚者，实有此理。”［5］“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6］学为明道要求人们达到“至诚”的境界，至诚境界是君子的立身之本，是治学的立足之处。在理学家认为，至诚境界是君子实现修齐治平的开端。诚如荀子所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7］又如朱熹和吕祖谦在《近思录·为学》所说：“然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3］又言：“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3］因此，至诚是学为明道阅读观不可缺少的品质之一。对于为何需要追求至诚境界，周敦颐认为：“明诚道确，天子称贤。”［8］“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之明通。诚至，贤也；明通，圣也。”［8］理学提倡变通的观点，引申到阅读层面也是如此，学习达到至诚境界的人就能知晓动静、变化规律，继而明天理，成为圣贤。朱熹认为：“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6］“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6］达到至诚境界的意义有二：①通晓天下道理，从而治理天下；②顺应自己的心性，从而体会人性，继而通晓事物之行，最终参透天地之道。基于宋明理学的人学特征，至诚境界的追求可从心、性两方面体现。宋明时期对士人的道德培养以克己修身与培养心性为其本。因此，追求至诚境界要求人们心性安定。理学要求读书人要先“求立吾心于不疑之地”然后“若决江河以利吾往”达到“立诚修业”的目的。诚如程颢曰：“性静者可以为学。”又如程颐曰：“人安重则学坚固。”［3］另有朱熹在《性理精义·卷七》中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真是无用之处。”唯有心性坚定，才能在追求至诚境界的过程中上不移其心、不失其志。 2 实践论宗旨：学为经世 2.1 学为经世的内涵 古代读书人以实现自我价值为最高追求，儒家思想有着强烈的家国关怀，不论是书本知识还是实践探索，都在努力实现小我与大我的统一。所以古代读书人的阅读目的掺杂着强烈的现实需求，这一现实需求可以总结为“学为经世”。 从思想起源来看，学为经世最初是以学“礼”为出发点。为了处理君与民、民与民的关系，孔子开始以“礼”教化人民，通过修订书籍、授课讲学来重塑“礼乐”规范。因此，学“礼”有两层意义，①为规范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左传》把礼看做是国之干、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②规范个人道德，成为君子。如《论语》云：“约之以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儒家认为，圣人君子并非天生存在，而是个人通过“约之以礼”从而“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9］到宋明时期，理学兴起，学为经世的阅读思想融入了理学重天理重人伦的特征，开始向知行关系上探索，但在心学后期，知行关系逐渐偏向了格物致知的心学。至明清时期，实学兴起，事功学说丰富了学为经世的内涵，使理学的阅读逐渐远离空谈心性之说。 综上所述，宋明理学“学为经世”这一阅读宗旨可以理解为通过阅读修身自资从而探寻“天理”解决社会问题，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内圣外王”的目的。“学为经世”这一阅读目的，作为古人阅读的实践论目的贯穿古代阅读文化发展的始终，并成为维护古代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 2.2 学为经世的入世方式：知行论 学为明道的天人合一宗旨终究是理学的理想境界，基于宋明理学的“人学”特征，理学道统的发扬与继承还是要回归现实，通过人的实践来发展。因此二程、朱熹等理学家开始对知与行关系进行探索，来达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宋明理学阅读宗旨的知行论旨在把阅读获得的内在德行知识与外在事实结合实现内圣外王的目的。 对知与行的探索，究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学与用”、“言与行”关系，《论语·子张》曰：“君子学以致其道。”［1］荀子把学习过程分为“闻见”、“知”、“行”三个阶段，并认为闻不如见，见不如知，知不如行，即“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举至行而止矣。”［9］倡导言行并重，鼓励将书本知识与现实社会结合，反对空谈。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也在《颜氏家训》告诫后人：“读须能用”。在上述基础上，二程认为：“知至则当至之，知终则当遂终之，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10］“故人力行，需要先知。”［10］在这里，二程首次提出知先行后，而后朱熹继承二程理论，进一步提出先知而后行：“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提倡做到知识需要通过“穷理”获得，而后通过躬身实践将内心知识变为外在现实，即：“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后，王阳明提出：“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斯之谓笃行。”［11］他把问与思视为知与行的一部分，鼓励读书人多思多问，知、行、思、问相结合才是笃行。又认为知与行应一同进行：“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12］唯物主义者王夫之把行作为检验知的标准，指出知的目的在于实践，“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实践之，乃心所素质，行焉皆顺，故乐莫大焉。”［13］宋明理学在知与行孰先孰后的观点上虽不尽相同，但这些知行观作为广大精微的理学阅读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仍给予了当时的读书人一定的思想启发，丰富了“学为经世”阅读目的的内涵，仍然成为影响当时读书人践行阅读价值观的重要思想。 2.3 学为经世的事功思想：实学论 明末清初时期，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实学”兴起，这一时期的阅读肯定事功学说，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主张把书本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顾炎武认为：“君子之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14］又说：“天生豪杰，必有所向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14］另有黄宗羲曰：“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15］若死读书便成了“迂腐之学”。李颙从本体论上来说明读书和经世的关系，即致知为读书的根本，经世为读书最终目的：“吾儒之教原以经世为宗。”［16］钱大昕曰：“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17］汪中曰：“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18］以上皆从学习六经的重要性的角度进行论述，将“明体”和“达用”视为研习六经的终极目标。综上所述，明末清初的治学抛开了一味的空谈心性而更强调“务实”或“习行”，也只有确立“务实”与“习行”的目标才能避免所学成为“迂腐之学”。 2.4 学为经世的道德法则：克己修身 宋明理学秉持道德高于事功的原则，要求世人先通过阅读向圣人学习，规范自己的品行，克制自己的欲望，再去影响他人治理国家。如《中庸》所言：“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1］即先修己再安外，先推己再治人，通过内圣以达到外王的目的。 修身的核心是“仁”，“仁”作为理学最基本的道德法则，与理一样，存在于万物之中，所以读书人需以“仁”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本。理学家认为如若能保持“仁”的本心而又心性坚定，那么理学所体现修身的 “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便皆能修得，即二程说的“学者须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19］又如朱熹提出：“天地物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也。”［3］“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3］把仁视为天地之正理，失去正理那么天下秩序就会混乱。 通过学习圣人来克制私欲是宋明理学阅读宗旨的修身思想区别于其他时期的重要特征。朱熹等人提出“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故学者要寡欲。”［3］周敦颐说：“君子乾乾不息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3］即是说，君子每日都在追寻“诚”的境界，但他必定先克制内心的愤懑与欲望，把不善的行为改过直至符合善行才能到达。程颐则认为义理与人的私欲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义理少而私欲多便是小人，当人勤勉克己没有私欲的时候就成为了君子。即“义理与客气常相胜，只看消长分数多少，为君子小人之别。义理所得渐多，则自然知的客气消散得渐少。消尽者是大贤。”［3］综上所述，宋明理学承认人人都存在私欲，正因如此才要阅读书籍，以了解圣人修身之道。学习圣人的一言一行，克制自己的欲望，就会使行为符合道德准则。 3 结束语 若是把中国文化视为一种伦理文化，那么中国古代阅读也应该被视为伦理阅读，宋明理学时期就是中国古代伦理阅读巅峰。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绵不绝，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些在历史中留下的阅读思想。从积极层面看，宋明理学时期的阅读宗旨带给我们的是扎根于日常生活的脚踏实地，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上下求索的求知精神。当然，这些阅读观从来不是完美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以科学的方法、正确的态度来看待宋明理学时期读书人的阅读思想，它的真理性需要吾辈以天下为己任，不断为之探索。 ［1］孔子，曾子，子思.论语·大学·中庸［M］.陈晓芬，徐儒宗，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344，138，230，326. ［2］孟子.孟子［M］.王刚，译注.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375. ［3］朱熹，吕祖谦.近思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王锟.儒学演进视野下的宋明理学精义及其影响［J］.船山学刊，2018，（4）：7-13. ［5］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334，102，148. ［6］朱熹.四书集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34，39，33. ［7］荀子.荀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27. ［8］周敦颐.周敦颐集 ［M］.长沙：岳麓书社，2002：64，59. ［9］荀子.荀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11，100. ［10］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11.235. ［11］王阳明.传习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143. ［12］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23. ［13］王夫之.张子正蒙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68. ［14］顾炎武，李颙，金圣叹.顾炎武集·二曲集·唱经堂才子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076，044. ［15］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卷［M］.朱铸禹，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20. ［16］李颙.二曲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6：122. ［17］钱大昕.世纬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403. ［18］汪中.新编汪中集.［M］.田汉云，点校.扬州：广陵书社，2005：428. ［19］程颐，程颢，张载，等.二程集·张载集·周子通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159. 宋明理学时期是我国文化发展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的文人在漫长的治学道路上所形成阅读思想和践行的阅读观是我国阅读学研究的重要一环。宋明理学继承了儒家的阅读宗旨并把它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其中既有进步思想又有封建糟粕，既把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又对当时读书人的阅读观产生了消极影响。纵观我国的阅读历史，从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人的阅读目的不仅仅局限在理解经文层面，还在个人道德、国家政治、天理人伦等方面多有体现。宋明理学时期的阅读宗旨博大深远，于当今世人仍有极大启发价值。笔者把宋明理学阅读的宗旨归纳为学为明道和学为经世，其中学为明道为本体论宗旨，学为经世为实践论宗旨，拟对其中的积极因素，举其大端加以概述。失当之处，尚祈指正。1 本体论宗旨：学为明道1.1 学为明道的内涵理学家认为理是万物之源，理即道，道即理。因此，理学时期的阅读以明天理为宗旨。子思曰：“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1］这里指明了道对国家的重要性，因此子思的“道”是治国之道。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2］孟子认为，道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最高法则，因此孟子的“道”是天理人伦之道。对此，冯友兰指出“道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在论证明道之重要性上，朱熹和吕祖谦在《近思录·道体篇》首先以三个“非知道者熟能识之”进行反问：“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熟能识之？”“天下之理，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惟随时变异，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熟能识之？”［3］“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熟能识之？”［3］在这里，学为明道的意义有三：①明道可以知天地变化之常道。②明道可以看到天地之心。③明道可以了解动静之规律。因此，学习但不明道的人是不知天地之心、不知常久之理、不知动静规律的。然后，对不明道的弊端予以说明：“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顺吾理者，则亦未如之何矣。”［3］即是说，圣人知道理不是一人独有，所以圣人探求真理的同时会传授给世人，那些蔽塞不明理的人是不知道这么做的。因此，学但不求明道的人不会成为博爱大众的圣人。综上所述，学为明道就是通过阅读将天地常道、变化、动静的规律应用到“人”的问题上来。1.2 学为明道的人学特征：天道与心性的合一学为明道包括明天道与明心性。宋明理学所讲的天性即是探究万物本源问题。理学的天道论，就是解释每一生命存在、生命变化的生命哲学［4］。宋明理学所讲的心性，是由形而上的天性而来，即由天理、太极、良知、气映射到人的善恶、心性。基于此，理学家希望人们能够达到天性与心性的统一。二程说：“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3］上天承载的道无处不在，用于人则成为性，按照人的本性发展则成为道，修道的过程称为教。这句话的意义有二：其一，说明了天理在人与天之间的转化过程，其二，将人性与天性打通，为宋明理学的天人合一论提供了理论依据。朱熹又提出“万物皆有此理，理皆通出一源，但所居之为不同，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5］万事万物都有存在的道理，但理不是唯一的，而是变化的，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认识的“理”也存在差别。人在社会中的变化，是为了体会这一理。因此理学的阅读宗旨不论是为了学习天道还是修身养性，最终都会回到“人”的问题上来。故有学者认为：“对人伦物理形而上学根源的开掘正是宋明理学最大的特点……朱熹与王阳明正是继承了孔孟的仁德思想‘天地生物之心’或‘良知是造化之精灵’加以解释，扩展为形上学的概念，进而实现了天道与心性的打通。朱熹上承程颐、荀子的心性说而主张格物致知以达致心之天理，而陆九渊、王阳明上承孟子、程颢的心性说而达致良知教。”［4］说到底，士人学为明道其本质仍然是学习关于“人”的学问。换句话说，由学习天道到心性，学习宇宙本体到人伦物理，都是宋明理学的阅读思想中“人学”特征的体现。1.3 学为明道的精神境界：至诚朱子把“诚”上升到理的层面上，认为“诚”是天地固有之理，是天地之本然，“诚者，实有此理。”［5］“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6］学为明道要求人们达到“至诚”的境界，至诚境界是君子的立身之本，是治学的立足之处。在理学家认为，至诚境界是君子实现修齐治平的开端。诚如荀子所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7］又如朱熹和吕祖谦在《近思录·为学》所说：“然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3］又言：“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3］因此，至诚是学为明道阅读观不可缺少的品质之一。对于为何需要追求至诚境界，周敦颐认为：“明诚道确，天子称贤。”［8］“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之明通。诚至，贤也；明通，圣也。”［8］理学提倡变通的观点，引申到阅读层面也是如此，学习达到至诚境界的人就能知晓动静、变化规律，继而明天理，成为圣贤。朱熹认为：“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6］“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6］达到至诚境界的意义有二：①通晓天下道理，从而治理天下；②顺应自己的心性，从而体会人性，继而通晓事物之行，最终参透天地之道。基于宋明理学的人学特征，至诚境界的追求可从心、性两方面体现。宋明时期对士人的道德培养以克己修身与培养心性为其本。因此，追求至诚境界要求人们心性安定。理学要求读书人要先“求立吾心于不疑之地”然后“若决江河以利吾往”达到“立诚修业”的目的。诚如程颢曰：“性静者可以为学。”又如程颐曰：“人安重则学坚固。”［3］另有朱熹在《性理精义·卷七》中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真是无用之处。”唯有心性坚定，才能在追求至诚境界的过程中上不移其心、不失其志。2 实践论宗旨：学为经世2.1 学为经世的内涵古代读书人以实现自我价值为最高追求，儒家思想有着强烈的家国关怀，不论是书本知识还是实践探索，都在努力实现小我与大我的统一。所以古代读书人的阅读目的掺杂着强烈的现实需求，这一现实需求可以总结为“学为经世”。从思想起源来看，学为经世最初是以学“礼”为出发点。为了处理君与民、民与民的关系，孔子开始以“礼”教化人民，通过修订书籍、授课讲学来重塑“礼乐”规范。因此，学“礼”有两层意义，①为规范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左传》把礼看做是国之干、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②规范个人道德，成为君子。如《论语》云：“约之以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儒家认为，圣人君子并非天生存在，而是个人通过“约之以礼”从而“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9］到宋明时期，理学兴起，学为经世的阅读思想融入了理学重天理重人伦的特征，开始向知行关系上探索，但在心学后期，知行关系逐渐偏向了格物致知的心学。至明清时期，实学兴起，事功学说丰富了学为经世的内涵，使理学的阅读逐渐远离空谈心性之说。综上所述，宋明理学“学为经世”这一阅读宗旨可以理解为通过阅读修身自资从而探寻“天理”解决社会问题，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内圣外王”的目的。“学为经世”这一阅读目的，作为古人阅读的实践论目的贯穿古代阅读文化发展的始终，并成为维护古代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2.2 学为经世的入世方式：知行论学为明道的天人合一宗旨终究是理学的理想境界，基于宋明理学的“人学”特征，理学道统的发扬与继承还是要回归现实，通过人的实践来发展。因此二程、朱熹等理学家开始对知与行关系进行探索，来达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宋明理学阅读宗旨的知行论旨在把阅读获得的内在德行知识与外在事实结合实现内圣外王的目的。对知与行的探索，究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学与用”、“言与行”关系，《论语·子张》曰：“君子学以致其道。”［1］荀子把学习过程分为“闻见”、“知”、“行”三个阶段，并认为闻不如见，见不如知，知不如行，即“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举至行而止矣。”［9］倡导言行并重，鼓励将书本知识与现实社会结合，反对空谈。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也在《颜氏家训》告诫后人：“读须能用”。在上述基础上，二程认为：“知至则当至之，知终则当遂终之，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10］“故人力行，需要先知。”［10］在这里，二程首次提出知先行后，而后朱熹继承二程理论，进一步提出先知而后行：“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提倡做到知识需要通过“穷理”获得，而后通过躬身实践将内心知识变为外在现实，即：“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后，王阳明提出：“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斯之谓笃行。”［11］他把问与思视为知与行的一部分，鼓励读书人多思多问，知、行、思、问相结合才是笃行。又认为知与行应一同进行：“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12］唯物主义者王夫之把行作为检验知的标准，指出知的目的在于实践，“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实践之，乃心所素质，行焉皆顺，故乐莫大焉。”［13］宋明理学在知与行孰先孰后的观点上虽不尽相同，但这些知行观作为广大精微的理学阅读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仍给予了当时的读书人一定的思想启发，丰富了“学为经世”阅读目的的内涵，仍然成为影响当时读书人践行阅读价值观的重要思想。2.3 学为经世的事功思想：实学论明末清初时期，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实学”兴起，这一时期的阅读肯定事功学说，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主张把书本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顾炎武认为：“君子之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14］又说：“天生豪杰，必有所向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14］另有黄宗羲曰：“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15］若死读书便成了“迂腐之学”。李颙从本体论上来说明读书和经世的关系，即致知为读书的根本，经世为读书最终目的：“吾儒之教原以经世为宗。”［16］钱大昕曰：“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17］汪中曰：“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18］以上皆从学习六经的重要性的角度进行论述，将“明体”和“达用”视为研习六经的终极目标。综上所述，明末清初的治学抛开了一味的空谈心性而更强调“务实”或“习行”，也只有确立“务实”与“习行”的目标才能避免所学成为“迂腐之学”。2.4 学为经世的道德法则：克己修身宋明理学秉持道德高于事功的原则，要求世人先通过阅读向圣人学习，规范自己的品行，克制自己的欲望，再去影响他人治理国家。如《中庸》所言：“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1］即先修己再安外，先推己再治人，通过内圣以达到外王的目的。修身的核心是“仁”，“仁”作为理学最基本的道德法则，与理一样，存在于万物之中，所以读书人需以“仁”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本。理学家认为如若能保持“仁”的本心而又心性坚定，那么理学所体现修身的 “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便皆能修得，即二程说的“学者须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19］又如朱熹提出：“天地物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也。”［3］“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3］把仁视为天地之正理，失去正理那么天下秩序就会混乱。通过学习圣人来克制私欲是宋明理学阅读宗旨的修身思想区别于其他时期的重要特征。朱熹等人提出“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故学者要寡欲。”［3］周敦颐说：“君子乾乾不息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3］即是说，君子每日都在追寻“诚”的境界，但他必定先克制内心的愤懑与欲望，把不善的行为改过直至符合善行才能到达。程颐则认为义理与人的私欲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义理少而私欲多便是小人，当人勤勉克己没有私欲的时候就成为了君子。即“义理与客气常相胜，只看消长分数多少，为君子小人之别。义理所得渐多，则自然知的客气消散得渐少。消尽者是大贤。”［3］综上所述，宋明理学承认人人都存在私欲，正因如此才要阅读书籍，以了解圣人修身之道。学习圣人的一言一行，克制自己的欲望，就会使行为符合道德准则。3 结束语若是把中国文化视为一种伦理文化，那么中国古代阅读也应该被视为伦理阅读，宋明理学时期就是中国古代伦理阅读巅峰。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绵不绝，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些在历史中留下的阅读思想。从积极层面看，宋明理学时期的阅读宗旨带给我们的是扎根于日常生活的脚踏实地，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上下求索的求知精神。当然，这些阅读观从来不是完美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以科学的方法、正确的态度来看待宋明理学时期读书人的阅读思想，它的真理性需要吾辈以天下为己任，不断为之探索。［参考文献］［1］孔子，曾子，子思.论语·大学·中庸［M］.陈晓芬，徐儒宗，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344，138，230，326.［2］孟子.孟子［M］.王刚，译注.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375.［3］朱熹，吕祖谦.近思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1.［4］王锟.儒学演进视野下的宋明理学精义及其影响［J］.船山学刊，2018，（4）：7-13.［5］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334，102，148.［6］朱熹.四书集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34，39，33.［7］荀子.荀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27.［8］周敦颐.周敦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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