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部署，对增强民族凝聚力，传播中国价值，树立中国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领世界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各省都在根据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制定地域文化建设规划。探析文化强国战略逻辑和知行维度，可以进一步明晰地域文化建设的历史方位、战略目标和发展路径，找准切入点、落脚点、着力点，增强地域文化建设的前瞻性、创造性和实效性。 分析文化强国战略逻辑，需要置于文化建设整体演进逻辑框架中才能看得更清晰、更准确。新中国文化建设总体上经历了从附属地位到支撑地位，从单一事业属性到兼具事业产业双重属性，从发展工具到发展目的的演进过程。按历史沿革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从建立意识形态一元化领导的视角来看待文化、发展文化；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文化的地位开始提升，但主要还是从事业角度来理解文化；第三阶段，从十四届六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强调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要积极培育和完善文化市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事业活力；第四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届六中全会，着眼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功能定位，从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战略层面全面系统部署文化建设，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文化建设发展的中央全会文件，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和举措；第五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高度，把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和目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着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创造力，提高综合国力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蹄疾步稳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从理论上丰富了文化的内涵，从实践上拓展了治国理政的目标，党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越发成熟，文化治理能力日益提高。 当前，我们推进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应从四个维度来认知和践行。 第一，要立足时代的维度，增强文化强国紧迫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构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文化处于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从全球视野观察，世界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层出不穷，中美贸易、知识产权、安全领域摩擦加剧，国际话语权、主导权、规则制定权的博弈日益激烈，国际关系处于大变革、大调整阶段。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需要更高的国际地位、更强大的综合实力。从国内来看，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以及矛盾凸显期，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迫切需要坚定文化自信，巩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可以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软实力发挥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要立足广阔的时代背景，从宏大视野来认识文化强国战略，增强工作主动性和紧迫感，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尊重文化自身发展规律，促进文化事业和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激发我国文化发展潜力，壮大我国文化实力，不断提升文化影响力，更好地占领主动权、赢得话语权、掌握主导权。 第二，要立足产业的维度，夯实文化强国硬支撑。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产业是关键点、硬支撑。中国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发展基础雄厚。文化体制改革以来，随着文化管理体制、文化发展机制、文化市场体系的逐渐完善，文化市场主体日益壮大，新兴文化产业乘势而上，文化产业综合实力全面提升，文化产品出口连续五年位列世界第一。要看到，这些增长主要是政策刺激和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增长。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结构亟待调整优化，产业集中度较低，产业链尚不完整，地域文化产业层次、定位不清晰，主导行业和区域发展欠平衡，文化产业发展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在新常态下，我国文化产业逐渐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文化产业发展方式亦需主动调整，改变此前主要依赖资本、地产和资源拉动的发展方式，从外延式扩张为主向内涵式增长发力。特别是要抓住国家大力推进5G、数字化、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机遇，加强以内容创新为核心的创造性生产，加速推进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工业化，抢占产业链价值链制高点，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实现集约节约发展和几何式增长。 第三，要立足治理的维度，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当前，由于文化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分散，致使政策集中度不高、权威性不强、实效性较差。在党不断提高治理能力、完善治理体系的背景下，文化治理要坚持宏观管理的改革方向，政府职能要集中在完善法律、健全制度、统筹规划、政策调控、提供服务、检查监督等方面。要加快从办文化转向管文化，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调控，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注重运用法律手段和政策杠杆促进文化主体发展，既要增强动力、激发活力，也要注意克服市场盲目性。要根据文化资源门类、产品的地位和重要性进行差异化调控，采取不同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政策，加快建立特殊管理股和许可证制度。要结合文化跨领域、跨行业、跨地域的特点，根据各地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区域性差异，分层次、分地域综合运用调控手段，防止简单化和片面化的“一刀切”。 第四，要立足安全的维度，保护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是文化强国的重要目标，实质是民族精神传承发展的安全，是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安全。我们要高度重视社会转型期的民族文化发展、主流社会价值建设。要牢固树立文化安全意识，在加入的国际条约和公认的国际规则框架内，独立自主、全面系统制定我国文化保护制度，牢牢掌控中华文化的阐释权、发展权。应加快构建国家文化生态质量评估体系，准确区分战略性和非战略性文化资源，对于那些涉及中华民族根本认同的文化资源，国家应进行专门保护，不容许歪曲中华审美和伦理道德，坚决遏制破坏性掠夺文化资源，尤其警惕过度商业性开发，以有效保护中华文化之根。在全面推动国家文化创新的同时，大力实施国家文化资源储备工程，抢救性保护濒危灭绝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探索建设国家原生态文化保护区，多措并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促进中华文化可持续发展。 文化强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部署，对增强民族凝聚力，传播中国价值，树立中国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领世界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各省都在根据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制定地域文化建设规划。探析文化强国战略逻辑和知行维度，可以进一步明晰地域文化建设的历史方位、战略目标和发展路径，找准切入点、落脚点、着力点，增强地域文化建设的前瞻性、创造性和实效性。分析文化强国战略逻辑，需要置于文化建设整体演进逻辑框架中才能看得更清晰、更准确。新中国文化建设总体上经历了从附属地位到支撑地位，从单一事业属性到兼具事业产业双重属性，从发展工具到发展目的的演进过程。按历史沿革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从建立意识形态一元化领导的视角来看待文化、发展文化；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文化的地位开始提升，但主要还是从事业角度来理解文化；第三阶段，从十四届六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强调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要积极培育和完善文化市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事业活力；第四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届六中全会，着眼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功能定位，从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战略层面全面系统部署文化建设，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文化建设发展的中央全会文件，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和举措；第五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高度，把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和目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着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创造力，提高综合国力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蹄疾步稳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从理论上丰富了文化的内涵，从实践上拓展了治国理政的目标，党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越发成熟，文化治理能力日益提高。当前，我们推进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应从四个维度来认知和践行。第一，要立足时代的维度，增强文化强国紧迫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构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文化处于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从全球视野观察，世界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层出不穷，中美贸易、知识产权、安全领域摩擦加剧，国际话语权、主导权、规则制定权的博弈日益激烈，国际关系处于大变革、大调整阶段。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需要更高的国际地位、更强大的综合实力。从国内来看，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以及矛盾凸显期，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迫切需要坚定文化自信，巩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可以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软实力发挥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要立足广阔的时代背景，从宏大视野来认识文化强国战略，增强工作主动性和紧迫感，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尊重文化自身发展规律，促进文化事业和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激发我国文化发展潜力，壮大我国文化实力，不断提升文化影响力，更好地占领主动权、赢得话语权、掌握主导权。第二，要立足产业的维度，夯实文化强国硬支撑。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产业是关键点、硬支撑。中国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发展基础雄厚。文化体制改革以来，随着文化管理体制、文化发展机制、文化市场体系的逐渐完善，文化市场主体日益壮大，新兴文化产业乘势而上，文化产业综合实力全面提升，文化产品出口连续五年位列世界第一。要看到，这些增长主要是政策刺激和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增长。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结构亟待调整优化，产业集中度较低，产业链尚不完整，地域文化产业层次、定位不清晰，主导行业和区域发展欠平衡，文化产业发展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在新常态下，我国文化产业逐渐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文化产业发展方式亦需主动调整，改变此前主要依赖资本、地产和资源拉动的发展方式，从外延式扩张为主向内涵式增长发力。特别是要抓住国家大力推进5G、数字化、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机遇，加强以内容创新为核心的创造性生产，加速推进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工业化，抢占产业链价值链制高点，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实现集约节约发展和几何式增长。第三，要立足治理的维度，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当前，由于文化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分散，致使政策集中度不高、权威性不强、实效性较差。在党不断提高治理能力、完善治理体系的背景下，文化治理要坚持宏观管理的改革方向，政府职能要集中在完善法律、健全制度、统筹规划、政策调控、提供服务、检查监督等方面。要加快从办文化转向管文化，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调控，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注重运用法律手段和政策杠杆促进文化主体发展，既要增强动力、激发活力，也要注意克服市场盲目性。要根据文化资源门类、产品的地位和重要性进行差异化调控，采取不同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政策，加快建立特殊管理股和许可证制度。要结合文化跨领域、跨行业、跨地域的特点，根据各地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区域性差异，分层次、分地域综合运用调控手段，防止简单化和片面化的“一刀切”。第四，要立足安全的维度，保护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是文化强国的重要目标，实质是民族精神传承发展的安全，是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安全。我们要高度重视社会转型期的民族文化发展、主流社会价值建设。要牢固树立文化安全意识，在加入的国际条约和公认的国际规则框架内，独立自主、全面系统制定我国文化保护制度，牢牢掌控中华文化的阐释权、发展权。应加快构建国家文化生态质量评估体系，准确区分战略性和非战略性文化资源，对于那些涉及中华民族根本认同的文化资源，国家应进行专门保护，不容许歪曲中华审美和伦理道德，坚决遏制破坏性掠夺文化资源，尤其警惕过度商业性开发，以有效保护中华文化之根。在全面推动国家文化创新的同时，大力实施国家文化资源储备工程，抢救性保护濒危灭绝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探索建设国家原生态文化保护区，多措并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促进中华文化可持续发展。

文章来源：知行铜仁 网址: http://zxtr.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21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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